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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依据国内外的大量史料，并进行了多次访问，对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作了研究和考证。论证“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十三人，从而回答了有关“一大”的两个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国际运动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因此，在党史的研究工作中，“一大”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研究党的“一大”，首先就会涉及到“一大”的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一大”的召开日期国内外一直众说纷纭，有多种不同的说法，至今尚无定论。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说法也有不同，早期的著作多数说是十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普遍的说法是十二人；也有个别提法是十一人。长期以来，“一大”的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成为一直没有解决的疑难问题。党内、国内群众以至外国友好人士关心这些问题，有的专家还曾对此进行过有价值的研究；而国内外敌人则利用这些事情恶毒攻击我们党。理论战线的，特别是党史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弄清历史事实，回答这类问题，把真象告诉党员和人民，告诉我们的后代。
由于“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留下的文献很少，距今又已经半个多世纪，这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现在，各方面都具备了比较好的条件，能够对党史中的一些“悬案”，作实事求是的研究。这里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当事人回忆和尚存的当时文字记载，对“一大”的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作一些考证。
长期以来，我们每年7月1日都隆重纪念中国的诞辰。不少人把7月1日当作“一大”开幕的日期。其实，7月1日并不是“一大”召开的日期。至于“一大”究竟什么时候召开的，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我们研究党的“一大”召开日期，与继续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是可以相统一的。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纪念党的生日，早在1938年就有地区性的活动，时间大多在六月或七月，尚无特定的日期。1941年6月，中央发出了纪念中国诞生二十周年和抗日四周年的指示，中央所在地的延安开展了纪念活动，此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始了规模较大的纪念活动。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未能查证“一大”召开的准确日期。因此，中央确定把召开“一大”的1921年7月份的月首，即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这样，纪念“七一”就成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例行活动。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开头就指出：“1949年的7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董必武在回忆“一大”时，也说：“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使用了“表示”这个词，以及董老所说的“后来定的”，都可以说明“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是一个象征性的日子。“七一”这个一年一度的庄严的纪念日，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和国际运动中已有深远影响，它激励全党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担当起历史重任。因此，我们认为，“七一”作为党的生日，不应受确实弄清“一大”召开日期的影响，仍可以作为一个惯例继续坚持。
1921年6月，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种种原因，各地代表出发到达的时间相距甚远。将代表的行踪作出具体排列分析，对推断“一大”召开的大体日期是有帮助的。
、何叔衡两位是6月29日下午，从长沙动身赴沪的。据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有如下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谢老在1952年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和何叔衡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诞生的大会。到今天恰恰是三十一周年”。谢老的夫人王定国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从当时的交通情况看，从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的车船，、何叔衡既是乘船动身的，必然是从长沙到武汉，再从武汉乘船上海，途中不停留的话，约须五天左右时间。可见、何叔衡到会时间尚早，曾去杭州、南京等地。《少年中国》的“会员消息”中有此记载：“暑假中由长沙赴沪，现在杭州南京一带游历。”毛主席在和斯诺谈线月到上海去参加中国成立大会。当时人们的习惯是阴历、阳历并用，知识界也是如此。毛主席讲的5月，可能是指阴历。经核对，阳历1921年6月29日，是阴历的5月24日。因此，毛主席的回忆也是符合实际的。
刘仁静本人回忆，他于1921年6月下旬与邓中夏、高君宇等人一起从北京动身南下，7月初的几天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年会结束后，还在南京停留了两、三天，才去上海参加“一大”。《少年中国》刊登的“南京大会记略”上写道：“本会今年南京大会，会期从7月1日起，4日止，开会时间计三天半，到会者有王克仁、邰爽秋、杨效春、方东美、陈启天、恽代英、杨贡仁、蒋锡昌、李儒勉、陈愚生、高尚德、赵叔愚、沈君怡、刘衡如、陈仲瑜、沈泽民、张闻天、左舜生、阮真、刘仁静、邓仲懈（即邓中夏——笔者注）、穆济波、黄日葵二十三人”。“又第一日各7月1日鸡鸣寺会议上，由高尚德动议，与第二日互换，结果一致通过。”而在问题，因关系重大，北京会员黄日葵、邓仲懈、刘仁静是日未能赶到，在第二天会议的记录中，有刘仁静的两次发言内容。可以肯定刘仁静等是7月2日到达南京的，并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在“会员消息”一栏中登有：“高君宇、刘仁静均因赴南京大会南来，并游历沪杭一带，现高君已返北京大学，刘君拟留沪习德文云。”为保密起见，当时以“留沪习德文”为借口，实则是刘仁静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以后，再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刘本人的回忆，与当时的文字记载相符。据此，刘仁静是7月7日左右到上海的，
陈公博参加“一大”后，回到广州，曾写了一篇名为《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刊载在《新青年》上。此文开头就写道：“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7月14日起程赴沪”。文中所述上海的“学社”，即是指党组织；“未完的手续”即是指参加党的“一大”，完成党的正式成立的议程。此文是紧接在“一大”之后写的，不像陈公博后来写的《寒风集》那样歪曲事实，解脱自己。当时的文字记载还是比较可信的。据此文记载，陈公博是7月14日从广东动身的。他的文章标题，已直接说出在上海住了十天。“因为法巡捕房的优待，和邻房暗杀案的刺戟，31日夜遂趁车赴杭。”（陈公博未参加南湖会议）。根据上述记载，从7月31日向前推十天，陈公博是7月21日左右到达上海的。
周佛海当时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是从日本回国参加“一大”的。《少年中国》的“会员消息”中记载：“周佛海暑假中由日本回国，现寓上海渔阳里六号。”周本人也回忆说：“接着上海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从周佛海的行踪时间来分析，一是在暑期，一般开始放暑假是在7月；二是周接到上海的信后，才从日本鹿儿岛动身回国。信件和旅途都需要比国内更长的时间。因此，周佛海到达上海，是在7月下半月。
包惠僧到沪时间也较晚，他回忆说：“我是1921年5月10日从上海动身去广州的。当时李汉俊负责上海党组织的工作，他自己走不开，要我去广州找陈独秀。陈独秀让我在广州多住些日子，我就留下在报馆工作了两个来月。后来，接到上海李汉俊的信，要陈独秀回上海，并请广州派两人出席会议。陈独秀说他不能去，要陈公博和我出席会议，大家同意他的意见。陈公博带着他新婚的夫人比我早走一天，先到香港，坐邮船到上海。我是7月15日坐海船直赴上海，大约20日到达。”包惠僧所说的时间，与陈公博的回忆相符合，因此，他到达上海也是7月20日左右。
董必武、陈潭秋到达上海的具体时间，目前尚未查到直接的文字记载。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回忆都说得比较笼统，但是，陈潭秋的回忆可以使我们知道大体的时间。他说：“1921年7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他们都下榻于这个学校的楼上”。“这批新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小组的代表。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据包惠僧说，董必武、陈潭秋两人到达上海的时间，和他不相上下。这两个说法大体相同。因此，董、陈两位到沪时间，在没有发现新的更确凿的材料前，可暂定为7月20日左右。
代表行踪告诉我们，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的“一大”代表只有五人，不足半数，而当事人回忆第一次会议是全体出席的。显然“一大”开幕会议不可能在7月1日召开，也不可能在7月上、中旬召开。“一大”代表到齐并正式开会，只能在7月下旬。
“一大”参加者的回忆中一致提到，“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刚开始不久，就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会议被迫中断。会址改在浙江省嘉兴县南湖画舫上举行，并于当天结束了党的“一大”。
另据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一大在上海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二天黎明，上海大东旅社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件。我们搞清孔阿琴事件的时间就大体可以间接推断出“一大”的闭幕时间。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写道：“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的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的四十二号发生。7月31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个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那知这件案子直到下午六点多钟方才发觉，那个凶手早已远飏……男子叫瞿松林，女子叫孔阿琴，一个是洋行的传役，一个是缫丝的女工。”陈公博在《寒风集》中详细地记述了在李汉俊家开会，受到法国巡捕的搜查和审问，回到大东旅社后，说“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睡至微明，忽然听见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惨叫……在杭州读报，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女的名唤孔阿琴，是一个丝厂女工。男的名字，我已忘记，是一个洋行的西崽。”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这件事。他说：“公博当时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巡捕走后，他怕有人跟梢，不敢迳回旅馆，绕了几个游艺场，才回旅馆。那知他紧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的消息，8月2日又报道“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上海《申报》1921年8月1日第十四版，也刊载了《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丽都之》的新闻，内容与《新闻报》相似。这两家报纸的新闻都是说的孔阿琴的被杀案件时间是7月31日。
陈公博、周佛海的记述与《新闻报》、《申报》的报道，基本相符。因此，孔阿琴案件及其发生的时间是可信的。
另据《上海生活报》1921年8月2日报道的消息：“前天，法国警察通知法租界的中国团体说，根据新的规定，一切团体在他们呆的地方举行会议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以前取得警察的批准”。法国警察通知实行新规定的时间是7月31日、，看来是针对党的“一大”的。时间是侵扰“一大”的第二天，地点是法租界，通知的对象是租界的中国团体（当时法国巡捕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指明是中国）。从法国巡捕派人跟踪代表、搜查会场的情况来看，他们已经得知有政治团体在法租界开会，但又没有抓住确凿的证据。因此他们就作出一项新的规定，团体集会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前得到批准，以限制政党活动。这个记载也提供了一个时间概念。
以上两件事的记载，可以使我们从间接的材料中，推断出“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孔阿琴被杀是7月31日发现的，“一大”被法国巡捕侵扰是在此案件的前一天晚上，无疑就是7月30日晚上。法国警察的通知是7月31日，是他们査“一大”会场的第二天。这两个间接事件都证明“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晚上。
据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李达、周佛海以及南湖会议会址的安排者王会悟（李达的夫人，浙江嘉兴人）等人的回忆，上海最后一次会议被法国巡捕侵扰而中断后，第二天即去王会悟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其中周佛海回忆说：“谁知（“一大”会议）到了第六晚，为上海法租界包探侦知，正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忽来了一形迹可疑之人，闯入屋内，一望而去，我们知道不妙，随即散会。……当晚十二时，我们又在陈独秀家开会，决定第二天赴嘉兴南湖开会。”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法有所不同，他提出是中间隔了一天才去南湖开会的。从当时情况分析，多数人的回忆，比张国焘的说法更符合实际。会议开的时间已较长，加上法国巡捕也开始干涉此事，代表的心情都希望抓紧进行。第二天到南湖开会从时间上看也来得及，巡捕走后是晚上十时左右，部分代表于当晚十二时在陈独秀家（即李达家，那时李达和陈独秀两家同住一栋房子）碰头，决定第二天改在南湖开会。（当时上海习惯于夜生活，晚上十二点乃至二点人们仍在活动，曾有“不夜城”之称。）第二天王会悟乘早班车先去嘉兴，代表们是乘第二班车去的。看来多数人回忆第二天召开南湖会议是可信的。张国焘回忆有误。
上述情况说明，既然上海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南湖会议就在第二天召开，那么，党的“一大”在嘉兴南湖闭幕会议的日期便是7月31日了。
建党初期，党的活动处于之下，当时的文献在国内是难以保存下来的。全国解放以后，从国外陆续收集回来一批中国早期的文献，并从外文翻译为中文。这是一批珍贵的历史记载，其中有《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原件无日期和作者，从内容和文字上分析，此文是“一大”闭幕后不久写的，似出自当事人的手笔。文中有如下记载：“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此文将各地代表全部到齐的时间，明确地记为7月23日。这个说法与本文第一个问题中排列的代表行踪相对照是符合的。
此文还写道：“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是在深夜里在一个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到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不允许我们再继续开会了。这个侦探的到来，并没有给党带来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以后，很快地警察就突然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小城市去”。文中并提到在第二次会议之后，休会两天，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这就告诉我们，“一大”在上海开了六天会，加上两天起草文件，共为八天。从孔阿琴案件的间接推断中，我们已知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从三十日向前推八天，正好是7月23日。这和上段引文中所说“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完全一致。
从以上几个不同侧面的论证中，我们认为，“一大”的开幕日期是7月23日，闭幕是7月31日。
根据上述“一大”起止时间，以及有关材料对会议内容的介绍，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程，可排列如下：
出席“一大”的人数，现有十一人、十二人、十三人三种说法。其中十一人的说法缺少充分有力的论据，也没有足资印证的材料，作者又不是当事人，从各方面来看都难以成立，本文对此就不作详尽的讨论了。
对出席“一大”有十二人和十三人这两种说法作具体对照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在上述两种不同说法中，没有争议的“一大”出席者有、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十一人。争论最多的是包惠僧，另外在一个当事人的回忆中，对何叔衡的代表资格问题提出异议。所以，要解决“一大”的出席人数到底是十二人，还是十三人的问题，除了要搞清所谓何叔衡的代表资格以外，关键在于弄清包惠僧是否出席了党的“一大”及其参加“一大”的由来。现就此问题作如下考证和分析：
为了弄清包惠僧是否参加“一大”和何叔衡的代表资格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产生“一大”代表的经过以及前后情况。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即亨克·斯尼夫列特，荷兰人）到达上海。马林1920年8月被指派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1年4月动身来华。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可尔斯基（苏联人）也于6月到达中国。共产国际代表的到来，推动和促进了中国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马林和尼可尔斯基来中国前，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东等地，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当时各地组织名称不一，有的直称，有的称支部，也有的以别的名称掩护党的活动，“小组”是后人加称的），并展开了实际活动。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酝酿之中。马林等到达上海时，陈独秀正在广州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直接晤谈。因此，马林即与当时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了解了各方面情况。马林等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的正式成立。后又与在北京的李大钊、张国焘，在广州的陈独秀等人交换了意见，确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由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通知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
由于党在初创时期处于秘密活动的状态，加之缺乏经验，又没有可供遵循的章程，因此，“一大”代表的产生并没有严格的组织手续。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据有关人员的回忆，各地党组织在接到上海发起组织的通知后，多数地区并没有选举代表，代表产生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地区是领导人指名参加，有的地区是个别协商产生代表，也有的地区是秘密前往出席会议。“一大”开会期间也没有进行代表资格的审查。因为出席“一大”的代表同为党的发起人，代表互相之间是平等关系，不存在谁审查谁或者谁承认不承认谁的问题。在党的中央机构尚未成立的情况下，作为各地代表的第一次聚会，这种状况是不足为奇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不承认何叔衡的代表资格，他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张国焘的说法是没有根据，不能成立的。理由有三条：第一，张国焘提出何叔衡不应出席会议的主要原因，是“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这种说法不符合何叔衡本人的实际情况。何叔衡生于1877年，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是这个先进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920年秋又参与发起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以及湖南党组织的工作，并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主办《湖南通俗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组织、团结教育进步青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有了相当的经历和学识，马克思主义水平、工作表现都不在一般代表之下，根本不能成为不应出席会议的理由。第二，长沙党组织根据上海发起组的通知，与其他地区一样派出两名代表出席“一大”，没有任何理由唯独要从长沙两名代表中减去一人。在同一个回忆中，张国焘又说“、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第三，“一大”召开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张国焘的说法也无其他当事人回忆或当时文字记载的印证。由此可见，张国焘关于何叔衡代表资格的说法，是为了附会十二名代表之说。与历史事实不符，应予否定。
从现在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在党的“一大”出席者中，除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四人，因去世较早，没有留下回忆录外，多数人都先后留下了书面或口述（由别人记录）的回忆。在现存的“一大”出席者回忆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回忆录，没有具体涉及“一大”的代表人数和名单，此处不作引用；包惠僧本人的回忆在论述下一个问题时另引。现将其他八名“一大”出席者，对“一大”出席人数和名单的有关回忆，引用如下：
（1）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在上海这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之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余的出席会议的人物中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十二个人。”1969年在“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又说：“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
（2）董必武1937年与威尔斯谈线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每个省派出两个代表，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派一个代表——周佛海，他后来叛变参加了。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和。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刘仁静现在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1927年在汉口被杀，李达现在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成了一个大学教授。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变成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也成了官僚——内政部长。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后来这两个人都被杀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一个来自荷兰——我们称中国名字叫马林。另一个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1971年董必武在一次与访问者的谈话中说“‘一大’代表，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十二个人，有的讲是十三个人。”
（3）陈潭秋1936年回忆参加党的“一大”代表的情况时说：“湖南长沙的小组的代表、何叔衡；武汉小组的代表董必武和我；山东济南的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那时，王、邓两人是非常活泼的青年，王后来死了——非常严重的工作侵蚀了他，邓则被捕后死在狱中。北京的代表是刘仁静，后来成为托洛茨基派，被党开除了党籍……。广东的代表是包惠僧……。代表日本的中国学生及侨民的是周佛海，……他不久在广东进行反党活动，被党开除。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除了上面所指出的九人以外，还有代表北京的张国焘，代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李汉俊在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因他拥护机会主义的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有往来；在武汉政府叛变后，他被安徽军阀枪毙。李达则在五卅后……退出了党。广东第二个代表是陈公博，他在陈炯明暴动反对孙中山时，帮助了陈反对孙中山。陈公博受过党的屡次警告，终被开除了党籍，后来很快成为有名的活动分子。”
（4）李达1955年回忆说：“6月下旬，到达上海开会的各地代表共十二人：长沙——，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刘仁静，张国焘。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东京——周佛海。”1957年3月18日在《关于包惠僧的代表问题复中国革命博物馆信》中说：“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包惠僧当时是武汉小组的成员，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也到了上海，也住在大会代表的寓所，7月1日晚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
（5）张国焘在1966年回忆说：“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党员五十九人。”
（6）周佛海在1943年回忆说：“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即陈独秀——笔者注）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丁默邨虽然不是代表，却是C·Y（青年团）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令来做最高代表。”
（7）陈公博在1935年回忆说：“七月初旬法专和高师都放了暑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转上海。我们住在大东旅馆，各代表也有住在博文女学的，也有住在别处的。周佛海、李鹤鸣（即李达——笔者注）、李汉俊、张国焘、包惠僧，都在那时认识，而则因为在北大图书馆办过事，可以算是比较熟的朋友。当时的代表大会，所谓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而李大钊则尚主持北大图书馆，也未南来……。”
（8）刘仁静在1979年4月、6月在接待笔者访问时回忆说：“包惠僧是参加了会，但不是代表。包惠僧自己说他是广东的代表，我没有这个印象。我记得他是串门参加会的。党的“一大”没有正式手续，也没有区分谁是正式代表，谁是旁听列席代表。所以，包惠僧来参加会，也没有人不同意。
至于包惠僧出席会议的由来和所代表的地区问题，说法是不一致的。八人的回忆，有四种不同的意见：
为了进一步探讨包惠僧是否参加了“一大”以及出席会议的由来问题，有必要把他的简历，特别是在“一大”前后的活动情况，作一些了解和研究。根据包惠僧本人撰写的几个回忆录以及笔者对他的多次询问，并参考了有关知情人的回忆和介绍，对包惠僧及其初期的部分活动简介如下：
包惠僧，又名包晦生、鲍怀琛、包一字、鲍一德，笔名栖梧老人。1894年生，1979年7月2日去世，湖北黄冈人。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1920年底以前，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武汉，师范毕业后，以新闻记者为职业，藉此谋生。
1920年9月中旬，包惠僧经由刘伯垂介绍，被吸收为党员，刘伯垂是在不久前，由广东辞官返鄂，途经上海时，与陈独秀多次晤谈，并被吸收入党的。陈还委派刘伯垂回武汉发展组织。据董必武回忆李汉俊也曾去武汉发展组织。在此前后入党的还有董必武、陈潭秋、郑凯卿、张梅先等。武汉的第一批党员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召开第一次会议，成立武汉临时支部，机关设在武昌山前多公祠五号，挂着律师事务所的牌子，包惠僧是武汉支部的负责人之一。
1920年9月至年底，包惠僧基本上都在武汉活动，曾参与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开始着手初期的工人运动。
1921年1月，包惠僧带着几名青年准备到苏联留学，由武汉到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党的机关里。后因去海参崴的海路中断，加上经费困难，未能成行。包本人就留在上海，参加党的教育宣传工作。
1921年5月，包惠僧由上海去广州。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去广东主持教育工作。上海党的工作由李汉俊、李达主持。这个时期共产国际代表威琴斯基已回国，党的部分骨干先后离开上海，经费也发生了困难。1921年“五一”前，李汉俊曾对包惠僧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有了，没办法干了。因李本人走不开，就要包惠僧去广州找陈独秀，要陈回上海主持工作，或者把党的机关搬到广州去。包惠僧到达广州后，住在《新青年》杂志发行部。陈独秀不同意李汉俊的意见，表示他不能回上海，党的机关也不能搬到广州来，并要包惠僧在广州多住些日子，还由苏新甫（《新青年》杂志的发行人）介绍到报馆做临时工作。
包惠僧是在上海参加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之后去广州的，在广州住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参加了广州党组织的活动。7月中旬从广州动身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关于这段的情况，包惠僧本人有如下回忆：“广州的党员有谭平山，是支部书记，北大毕业生。陈公博，也是北大毕业生，法专的教授、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广州日报》总编辑。《广州日报》是陈独秀办的，我也为该报写过文章。还有谭植棠，是教书的，也是北大毕业生。刘尔崧，是个中学生。还有一个姓李的教员，加上陈独秀和我，共七个人。党员们每周开一次会。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他的意见。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但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这样我就坐直达上海的海船到了上海，仍住在新渔阳里六号。陈公博刚刚结婚，带着新娘坐邮船到上海，住在东亚旅馆，我和陈公博见面后他叫我往广州打了个电报，报告我们平安到达了。”
1921年8月，包惠僧在上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主编《劳动周刊》。不久，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各地的组织（当时称支部）相继成立，包惠僧是长江支部的负责人。
1921年9月，陈独秀根据第三国际和中央的意见，辞去广东的职务，回到上海，专做党的工作。不久，陈独秀在老渔阳里二号被法国巡捕房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经马林及广州、上海知名人士多方营救，先后释放出狱。
1921年10月以后，包惠僧由上海回到武汉，在武昌黄土坡从事武汉党的工作，
从五十年代开始，包惠僧陆续写了一些回忆录。在公开或内部刊物上发表的有《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二）》、《勘察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几点意见和几点回忆》、《勘察上海革命纪念馆后的补充纪录之一、之二》、《“二七”回忆录》、《中国成立前后的见闻》等，因病去世前还留下了回忆第一次国共合作与黄埔军校、回忆陈独秀、回忆马林等文稿。多年来，包惠僧还经常接待党史教学和研究人员的访问，并由访问者整理出为数不少的访问记录。
以上几个方面的史料，已经可以回答包惠僧是否参加“一大”的问题。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目前所能见到的“一大”出席者的回忆，一致肯定包惠僧参加了“一大”会议。因为要维护一度流行的十二人之说，有些当事人（如董必武、李达）在一个时期内不提包惠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个别访问或答复询问函件时，他们仍然证明包惠僧参加了“一大”；从包惠僧初期的经历来看，他参加了党的发起工作，是一个地区的负责人，又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党的发起骨干，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所以，他参加“一大”是有资格的。至于包惠僧政治不坚定，后来，那是另外一回事：从包惠僧的回忆录来看，他的多次回忆内容详尽，多数材料能得到印证，有些细节不是亲身经历者是难以写出的。而且这些回忆，又在公开或内部刊物上采用，经过社会各方面的检验。由此可见，包惠僧参加了党的“一大”，这是可以肯定的历史事实，
包惠僧原是武汉的党员，1921年上半年他先在上海，后在广州，参加了这两地党的活动，出席“一大”是从广东动身去上海。这种情况在“一大”出席者中仅此一人。正由于包惠僧的这种特殊性，增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这也是后来形成出席“一大”有十二人和十三人两种说法的原因之一。至于包惠僧出席“一大”的由来和代表地区问题，上述史料中有四种不同的说法：一是代表武汉出席“一大”的；二是代表广州出席“一大”的；三是串门碰上参加的，不是正式代表而是列席代表；四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的。
为了考证这四种不同的说法中，那种说法更接近于历史事实，经反复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的看法：
第一，包惠僧不可能代表武汉出席。上海发起组通知各地区派两名代表出席“一大”，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是无疑的，武汉又不可能派出三名代表因此，包惠僧不会是武汉代表。而且，包惠僧1921年上半年没有在武汉工作，又是从广州去上海参加“一大”的，从这方面讲他也不可能是武汉代表。
第二，包惠僧作为广州代表尚缺乏有力的论据。虽有两个当事人和包本人说是代表广州的，包也的确是从广州动身参加“一大”的，但有些疑点还不能排除。如《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在内，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有两名代表的地方是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这是无疑的。一名代表的地方就是广州和日本了。陈公博的回忆中也只说包惠僧参加了会议，并没有说他代表广州。如广州只有一名代表的话，首先应是陈公博，包惠僧毕竟是后来去广州的，而且时间也不长。至于文中所说十二名代表，是指“来自七个地方的代表，并没有排斥还有第十三人参加会议的可能。因为当时上海已有李汉俊、李达两名代表，他们又请陈独秀回上海参加会议，假如陈独秀当时回上海参加“一大”的话，出席“一大”的也不是十二人。所以，这一段引文并不能决定包惠僧是否参加了“一大”，但对判定包惠僧是不是广东代表还是起作用的。
第三，说包惠僧是串门碰上参加会议、是列席代表是不合情理的。党的“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不可能随便允许串门的人参加会议。退一步讲就是串门参加的，碰上一、二次会还有可能，何以能从上海开幕到南湖闭幕都碰上参加呢？再者，当时还有几个党的骨干在上海，他们怎么没有参加，而唯独包惠僧千里迢迢从广州到上海来串门参加呢？因此，这个说法看来是站不住的。至于说包惠僧是列席代表，那是用后来的习惯推论的。事实上党的“一大”并没有严格的手续和程序，没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之分，只要参加了会就有同等的权利。包惠僧在“一大”会上先后就党的纲领、职工运动、对孙中山的看法等内容发表了意见，并参加了最后的选举，不能说是列席代表。
第四，说包惠僧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的，这比较合乎事实。包惠僧在入党前就和陈独秀相识，后来交往也多，彼此较为了解。包惠僧当时也具备参加“一大”的资格，陈独秀对他今后工作又有些打算。加上陈独秀自己不能去上海参加“一大”，就指派从上海来和他联络的包惠僧参加。事实上包惠僧在“一大”以后又一次到广州，传达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局的意见，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另外，从陈独秀当时的地位和威望来看，他指派包惠僧参加“一大”也是完全可以的。
综上所述，党的“一大”出席者有：、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共计十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