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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作为最早呼吁设立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的海外华侨，林伯耀先生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半生渊源，说来话长。林伯耀先生最为人熟知的事迹，是其坚持数十年，为二战后期被强掳到日本的华人劳工寻求索赔和道歉作出巨大努力。四十多年来，林伯耀先生从未停止过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关注。
2017年2月2日晚，“感动南京”2017年度人物暨第十六届南京好市民颁奖典礼在南京举行。林伯耀先生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推荐，作为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代表获颁2017“感动南京”年度人物奖。
当时组委会给予林伯耀先生的颁奖词是：“您倾毕生之力捍卫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是第一个提出在南京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人，也是最早呼吁举行南京大屠杀悼念活动的人之一。永远不忘中国是您的根，倾尽家财，为伸张正义，奔波四方。您捐赠抗战文物史料，参与设立和平大钟，组织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爱国心，民族情，激起您满腔热血，伴随您一生追求。”
林伯耀1939年1月2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府北桑田郡宫岛村。他的祖籍在福建省福清南门外的高山镇（现东瀚镇东瀚村，东瀚镇是从高山镇分出）。1913年，父亲为谋生，去往日本。林伯耀出生时，家中已有一个姐姐和三个哥哥，他排行老五。那年正值中日交战时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于军需猛增，农业生产力下降，粮食供应日趋恶化。连年战争，使得林伯耀从小就泡在饥寒交迫的苦日子里。
那段艰难岁月，直到现在回忆起来，林伯耀仍旧记忆犹新：小时候，日本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我经常受到日本人歧视。有一次，母亲带我到一个农民家去卖布。这户人家不但不买布，还大声喊：“支那人，支那人，赶走他！”然后放狗咬我们娘俩。那是一条巨大的黑色的狗，张着大口叫个不停，母亲拽着我顺着稻田地的田埂没命地跑。跑着跑着，母亲绊倒在田埂上，背篓里的布掉进水中。回家后洗干净晾晒到树枝上，让风吹干，但怎么也不能恢复到新布的样子，母亲仰望着天空，眼角流着泪水。这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些日本人的脸上写满了不屑。后来我得知，放狗咬我们的的日本人家，是因为家里的大人和孩子到中国打仗，战死了，家里的门上挂着日本政府发的遗属之家“光荣牌”，他们恨中国人，蔑视地称“支那人”。尽管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不知道“支那人”是什么意思，但可以肯定，那不是好听的话。
1944年4月，5岁多的林伯耀去宫岛村国民学校上学。次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6年夏天，林伯耀一家搬到京都市三条西洞院，来到城市生活，没多久，又搬家到松原通室町居住。这时，林伯耀由宫岛村国民学校转入京都市立修德小学校继续读书。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日侨民欢呼雀跃，纷纷召开盛会庆祝。“虽然在异国他乡，我却也感觉到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生活了！”
中学时，林伯耀从书中了解到“花冈事件”、“刘连仁事件”，得知中国人奋起抵抗的故事，这让他很感动。“我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不是软弱的。高一时，有一位中国民间代表来日本，我们学生就组成一个防卫队，不分白天黑夜地保护中国同胞在日本的安全。那时候，很多在日本的华侨青年学生都立志长大后要学成归国，报效祖国。我在考入京都大学时选择了工学部，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能有机会回到祖国。”
上大学后，林伯耀就在学校组织了一个中国研究会，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就在那时候，林伯耀知道了东京审判，知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一些事情，知道南京大屠杀惨案。
1964年，林伯耀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经常参加华侨青年运动。在一家企业做了十年高级工程师后，林伯耀开创事业，经营着一家贸易公司。
揭露历史真相、为二战中受难的中国同胞伸张正义是林伯耀先生毕生的事业。他在日本国内组织其他华侨，收集南京大屠杀史料。
1978年，作为旅日华侨青年运动的负责人，林伯耀第一次来到南京。希望给30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献花，但当时南京却没有一座纪念馆。“那天晚上，在吃饭席间，我就口头建议南京市政府部门的有关领导，在南京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因为，我在日本读高中时，就经常到广岛去参观纪念馆，看到很多爆炸受害者，他们生下来的孩子有各种后遗症，很多在五六岁或者七八岁就去世了。广岛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每年都会为受害者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日本首相和外国大使都会前去参加。在南京发生过如此残酷的大屠杀惨案，有30多万同胞被日军杀害。为什么南京没有一座纪念馆？我们应该尊重祖先，应该好好悼念遇难同胞。”
1985年，林伯耀先生得知消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了！他当时激动不已。当年，林伯耀先生就组织40多名华侨青年和100多名日本青年到南京来参观纪念馆。“
我们可能是最早到纪念馆参观的日本团体。尽管当时纪念馆的陈列只有简单的照片和报道，馆藏文物几乎没有，但大家都很宽慰，终于有这样一个地方。那次中国行，让日本青年也深受影响。原来他们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当时在日本国内出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说是中国人捏造的。在参观纪念馆前，我先让他们了解这段历史，然后请他们自愿参观纪念馆。有100多人都参观了，只有1人没有参观。”
回到日本后，林伯耀先生继续收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1997年，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60周年之际，旅日华侨和日本青年共同成立了“日本南京大屠杀60周年全国联络会”，大家推选林伯耀先生、日本女教师松冈环，以及时任日中友好协会青年部负责人由木荣司为共同代表。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把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告诉日本民众。
林伯耀先生说，我们在日本熊本、广岛、大阪、金泽、东京、名古屋6个城市，开设“南京大屠杀热线”，希望参与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打电话，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出来。我们在报纸上刊登了热线电话，结果有一半以上电话是打来骂我们的。有日本右翼直接给他打电话，呵斥道：“林伯耀，你搞这么多事情，应该向日本人民谢罪！”我还收到过匿名信，称我为“中国派来日本的反日工作人员”，还有人在时直接挂牌子来骂我。面对这些人身攻击，我从来没有害怕过，也从未屈服退缩过。为了维护同胞权益，我们旅日华侨要跟日本右翼一直斗下去，我们勇敢，他们也会害怕！
顶着日本国内巨大的压力，林伯耀先生他们走访了数百位参与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证明南京大屠杀事实。他们每年还邀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研究学者到日本去介绍情况，把苦难的经历和历史的线年，他们还邀请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孟祥国、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的女儿到日本，面向日本年轻人讲述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
从1978年第一次来到南京，至今已过去40多年。林伯耀先生也从当年意气奋发的青年，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这40多年间，林伯耀先生来往中国300多次。每次到中国，他不是肩背挎包，就是手拽拉杆箱，里面装着笔记本电脑、录像带、印刷资料等。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上，有一尊和平大钟，是林伯耀先生和旅日华侨林同春等14名爱国侨胞捐资铸造，2003年赠予纪念馆的。这尊和平大钟常引来众多爱好和平的人们摸一摸、撞一撞，甚至拍照留念。
这尊和平大钟外形为仿明式青铜大钟，呈深古铜色；钟体重量为6.6吨，寓意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6周年；钟体全高30分米，寓意缅怀南京大屠杀30多万遇难同胞；钟体下摆口径为1.937米，意为当年中国首都南京城于1937年12月沦陷且南京大屠杀始发之日。在和平大钟落成仪式上，林伯耀先生说，捐赠和平大钟是让子孙后代永不忘记国家和民族曾经遭受的屈辱，告诫世人警惕日本一部分人否定南京大屠杀、美化侵略战争或企图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倾向，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目前和平大钟在每年国家公祭仪式上，都作为典礼仪式性撞钟用具，应该说现在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文物。
此外，在纪念馆史料陈列厅，林伯耀先生还捐赠一挺当年侵华日军第十八师团用过的机枪。这挺机枪是2006年12月，林伯耀先生从日本拆卸后，先后分三次运回来捐赠纪念馆的。由于机枪特别重，如果直接运过来，日本海关肯定会提问，中国海关也会提问。所以他就把它全部拆开，在来中国参加会议时，前后分三次，一点点运过来。“这挺机枪，是当年日本生产的第5挺机枪，在侵华战争中杀了很多我们的同胞，打开枪的地方已经磨得很光滑，说明它曾沾满了中国同胞的鲜血。”
林伯耀先生中文说得好，其实这是他后来为与祖国同胞沟通需要，在大学里特地学的。林伯耀先生一直没有加入日本国籍，“拿日本国籍做日本天皇的子民，我不愿意。尽管这样对我在日本金融方面、社会福利方面，以及出国到海外，多有不便，但我从不后悔。”
除了在日本捍卫南京大屠杀真相外，林伯耀先生前些年作为三菱受害劳工统一交涉团代理人，也为“三菱事件”受害同胞权益奔走。
2016年6月1日，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在北京与3名二战期间被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代表达成和解。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向中国受害劳工表示了“真诚的谢罪”，并且作为谢罪的表示，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以及承诺出资为受害者修建纪念碑。
上世纪90年代，被强行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受害者陆续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就强征劳工一事要求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道歉并进行赔偿，但都以失败告终。2013年年初，二战中国劳工三菱受害者联谊联席会、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三菱劳工分会、二战中国劳工长崎三岛受害者联谊会、山东省三菱受害者联谊会、二战中国劳工受害者河北三菱分会五个团体组成三菱受害劳工代表团，随后委托统一交涉团与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展开谈判，并最终达成和解协议。
“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大型企业承认历史过错、向受害者道歉值得肯定。和解案达成对日本社会正视历史的推动作用值得期待，甚至值得写入教科书。这个和解案的意义在于展示了正视历史的姿态，这会给日本社会造成多方面的巨大影响。”林伯耀先生说，“强征劳工问题是日本在过去侵略战争中给中国和亚洲人民造成巨大伤害的一个典型事例。希望日本其他企业能够以此为契机，向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学习，实现与中国劳工受害者的和解，这也是中国受害劳工所期望的。”
这些年，除了二战中国劳工三菱受害者，林伯耀先生也为“花冈事件”受害同胞权益奔走。花冈事件，是又一起日本枪杀中国劳工事件。二战时期，侵华日军强掳4万多名中国人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986人被送到日本秋田县花冈中山寮集中营，为鹿岛组(今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做苦工。由于这些苦工不堪忍受残酷折磨，1945年6月30日爆发了“花冈起义”，翌日被，共有418人命丧日本。 2019年1月29日，大阪地方法院驳回了中国幸存者和死者家属等以“二战”期间被强征至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和大阪造船所从事严酷劳动为由向日本政府索赔的诉求。
“虽然距离当初在日本经历的苦难已过去70多年，但受害劳工内心的伤口一直存在，劳工受害者的人权曾经受到了侵害，这一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对人权的侵害就会持续下去。”林伯耀先生说，“如今，在世的受害者越来越少，就连遗属们也都上了年纪。希望日中政府能够像解决遗留化学武器问题一样，解决两国之间的劳工问题。日本强征劳工的史实是清楚的，日本政府的责任是逃避不了的。”
这些年，林伯耀先生还为1923关东大地震被屠杀华工（史称“东瀛惨案”）寻找遗属。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一带发生7.9级地震，史称“关东大地震”，地震造成超过14万人死伤。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暴徒趁混乱之际煽动排外情绪，制造借口对旅日中国、朝鲜劳工肆意屠杀，有700多名中国劳工、留学生及6000多名朝鲜劳工被害，史称“东瀛惨案”。1924年，日本当局曾出台赔偿方案，但至今仍未能兑现，关东大地震时日本对中国人进行屠杀的事实也被历届日本政府掩盖。
林伯耀先生在研究中发现，在被屠杀华工中也有来自福清家乡的同胞乡亲。2015年10月，林伯耀先生回到福清参加第55回旅日福建同乡恳亲会福清大会，委托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和福清侨乡报记者陈仁杰协助寻找“东瀛惨案”被屠杀华工的遗属。在家乡东瀚侨联等单位协助下，找到了13个遇难者中的7个亡者遗属，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近年来，林伯耀先生都会组织在日本东京举行“东瀛惨案”中国受害者悼念活动，为在场听众详细讲述了“东瀛惨案”中“大岛町事件”的黑暗历史。“我们举办追悼会是要牢记历史经验和教训，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
林伯耀先生曾于2018年和2019年的5月份，带领“1923关东大地震被屠杀华工追悼执行委员会友好访华团”到中国浙江和福建调查访问，还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福清市东瀚镇东瀚村。
2023年7月15日至20日，林伯耀先生再次率领日本友好人士及国内相关学者一行9人赴浙江温州、福建福清等地参访。7月19日，“东瀛惨案”100周年中国受害者悼念活动在福建福清举行。
2023年8月31日“东瀛惨案”100周年死难者追悼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杨宇、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日本书记局长小池晃、众议员宫本彻、立宪参议员杉尾秀哉、令和新选组共同代表栉渊万里及追悼大会执行委员会共同代表田中宏、事务局长藤田高景，关东大地震中国遇难者追悼会共同代表林伯耀，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副议长徐忠彦，来自中国、韩国的遗属代表及日本各界人士约1800人参加活动。
杨宇公使在致辞中向死难者致以深切哀悼，表示历史不容忘却，悲剧不能重演。我们严肃敦促日方诚实面对历史，深刻汲取教训，切勿重蹈覆辙，走上以邻为壑的歧途。“
我已经80多岁了，不知还能不能再回到家乡。但我只要还活着，就会将这正义的事业一直进行下去。我的夫人林黄静子是中国台湾人，她默默支持着我的工作。我们感觉自己努力得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下去。”林伯耀先生说。
（作者：郑松波，福建技术师范学院黄檗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郑训焓：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日本语言与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