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德体育(BetVictor Sports)国际官网【转载】谁是“闯荡的料”：高学历小城青年择业决策的文化逻辑——基于对E市40位青年的深度访谈

2026-04-11 00:25:04

　　伟德体育(BetVictor Sports)国际官网(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学历青年返乡工作，打破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既定叙事。通过对40位来自中国西部小城E市“90 后”高学历青年的深度访谈，文章分析了高学历小城青年不同择业决策背后的结构性约束和价值观念，探讨了文化结构中的多元话语被个体选择进而主导其决策的内在动力机制及其文化逻辑。研究发现，经久不衰的传统代际伦理与熟人社会话语，单位制遗留下的国家依附与行政分配话语，以及市场转型带来的自我实现、契约竞争和都市社会话语，构成了高学历小城青年择业决策的意义系统。高学历小城青年根据专业兴趣、家庭情况、工作经历、大学体验等现实因素自主选择亲和或排斥某些话语元素，进而作出不同的工作抉择。只有那些以市场话语为主要意义凭据的高学历小城青年，才真正成为在大城市奋斗的“闯荡的料”。

　　在“知识改变命运”的经典叙事中，小地方出身的年轻人凭借优秀的学业表现考入好大学，从此留在大城市拼搏，拥有更光鲜的职业和生活，被视为“闯荡的料”。但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高学历青年的工作选择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青年人才从中西部向东部一线城市流动的“孔雀东南飞”仍是事实。北京、上海等城市连续多年位居人才吸引力前列，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是持续的人才净流出（泽平宏观，2023）。新业态、新产业聚集的一线城市为青年提供了更多样的工作选择（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另一方面，高学历青年的择业开始出现下沉求稳趋势。“逃离北上广”“世界的尽头是体制”成为新的择业图景。近几届毕业生五年内在县城就业的比例已持续上升至 25%，他们在县城就业比例最高的行业分别是教育、政府和公共管理，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华夏时报，2024）。返乡青年是下沉求稳择业的主力。其中，东部地区生源地的返乡青年最多，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最少（麦可思研究，2023）。显然，走出象牙塔的小城青年是选择大城市的多元机会，还是回到家乡小城安定生活，不再是确定的结局，而是需要深入分析的现实议题。

　　学界许多研究为“闯荡的料”背书，认为高学历小城青年会远走他乡去往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进入高薪、高福利保障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家境优越者更是如此（陈东、张郁杨，2019；李黎明、张顺国，2008；原新等，2021）。然而，近年来，有观点认为，青年择业实则是反思性决策，他们有更复杂的考量，考虑的不仅仅是薪资、福利和大城市的吸引力（魏淑媛，2021）。文化社会学主张，人的观念与行为并非结构性因素的直接反映，而是经名为“文化结构”的社会共享意义系统传导形成的（周怡，2021）。本研究将择业决策视为由社会经济到文化再到具体观念行动的完整过程，以期打开小城青年工作选择背后的“文化”黑箱。本研究聚焦于出生、成长在三四线及以下城市、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年龄在35岁以下的青年，分析当下中国共存的不同话语体系对青年择业决策的影响，讨论转型期中国的小城青年中谁才是“闯荡的料”。

　　一是结构性分析路径。一方面，众多研究认为，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占据优势地位的高学历青年更有可能去往经济发达地区就业（蒋翠珍等，2020；李黎明、张顺国，2008），或倾向于在福利优厚的公共服务部门就业（赖德胜等，2012；刘保中、张月云，2022；向晶、刘华，2018）。同时，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优势作为家庭社会资本增加了子女选择体制内工作的可能性，也减少了远距离求职的后顾之忧（陈东、张郁杨，2019；韩雷等，2016；胡元瑞等，2021；李中建、袁璐璐，2019）。另一方面，除了青年个体及其家庭的结构性资源和资本，劳动力市场结构本身以及社会生活的机会与成本结构也对青年择业具有决定性影响。研究发现，大中城市多元的产业结构、多样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薪资水平等，都吸引着高学历青年流入（Ahlin et al.，2014；Zeng et al.，2021；杨雪、樊洺均，2019；原新等，2021；张抗私、周晓蒙，2018）。尤其是，高等教育资源在一线城市聚集令青年更倾向于在求学地择业（Liu et al.，2017；陈希路，2018）。但是，生活在大城市就业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生存压力，高位的住房价格和隐性的社会排斥都促使青年逃离（胡小武，2013；张莉等，2017）。而且，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割也使得青年倾向于失业风险低、收入福利更稳定的体制内工作（方洁、翁馨，2023；向晶、刘华，2018），在选择创业时也更加谨慎（柏培文，2010；肖聪，2016）。

　　二是20世纪末以来出现的文化价值观分析路径。工作选择被认为是个体“追求自己的活法”的反思性结果，当代青年拥有的并不是能够被变量预测的“标准化人生”，“自反性人生”才是时代主题。学者们证明，职业抱负与自我实现的理念可能会让高学历青年被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具有象征性回报的工作吸引，而不是一味追求稳定的工作或优厚的待遇（Adler，2020；Delgaty & Wilson，2024）。在我国，当代青年择业观有向后物质主义变化的趋势（张文龙、叶一舵，2019），相比谋生，追求自我实现与复合多元人生的斜杠青年以及以兴趣为导向的创业青年成为新潮流（牛天、张帆，2020；吴玲、林滨，2018：张庆梅、风笑天，2021）。而“躺平”和“佛系”的观念背后是对就业质量的过分追求（包蕾萍，2019），导致不就业、缓就业和青睐国有事业单位成为青年择业的另一趋势（曹宣明、曾兰，2020；曾燕波，2018）。此外，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反思也会影响青年的跨区域决策（魏淑媛，2021）。

　　小地方（包括小城市、县、乡、镇、村）出身的高学历青年，既有研究更加关心他们返乡择业的“反常”现象。那些被“长衫情结”所困的小城高学历青年，他们很多时候难以做出回乡或留城的抉择，本质是观念问题。攀升的教育期望与教育失配的风险、家庭期待与个体诉求、成家与立业、现代都市与乡土生活的鲜明对照，总是在小城镇青年头脑中碰撞（初金哲等，2024；李沁柯、夏柱智，2021；闫冰，2023）。很多研究认为，那些返乡择业的青年可能是在高房价、低薪酬、少机会、强内卷的困境下无奈选择“躺平”回到家乡（林龙飞、高延雷，2021）；或是大城市的社会排斥、有限社会资本的推力因素，加之来自家庭的道德负重和父母期待的拉力因素，迫使他们回乡择业（刘诗谣，2020；王成龙、武晓伟，2019）。不过，也有学者主张小城镇青年是在积极反思后做出的主动选择。对熟悉地区的依恋及希望与家人朋友相伴的观念，可以抵消在外从事高薪工作的诱惑（Dahl & Sorenson，2010）；在国家政策倾斜、地方人才政策和营商环境优化的助推下，拓展家乡市场和振兴乡村的理想、乡土情怀、亲密情感的需求以及对平静生活的追求，都让青年自愿归巢工作（何慧丽、苏志豪，2019；刘天元，2019；罗敏，2019；闫广芬、田蕊，2019）。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小城镇的乡土属性并非总是具有吸引力的，它也可能起到反作用，令青年们试图返乡时望而却步（刘天元，2019；王成龙、武晓伟，2019）。

　　针对既有研究的遗憾，文化社会学或许能够提供弥补之法。亚历山大将内在于社会、指挥行动者行动却不为其所知的成套意义系统视为结构性的存在，即“文化结构”，认为它为个体观念提供了合理凭据（Alexander，2003）。周怡（2021）指出，文化结构是社会经济技术变迁作用于深层价值观念的中介传导机制，我国的文化结构由传统文化、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文化和社会主义市场文化三套话语体系交织构成。行动者并非全然是意义系统的傀儡，个体自身的情况与实际需求会让他们在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文化资源中做出选择，为自己各种行动决策搭建合理化的意义框架（Swidler，1986；Vaisey，2009）。因此，揭开行动观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文化”黑箱，有助于对青年择业形成更完整和深刻的认识。于杨瀚和刘玉照（2023）指出，在一线城市求学的高学历青年在传统和现代市场文化之间进行选择后做出迁移决策。这一研究给本文很好的启发，但是它忽略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集体主义时期文化积淀对青年就业抉择的影响，且对来自全国各个地区的青年不加区分地讨论，影响了其结论的信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选择借鉴周怡（2021）的论述，通过搭建一条从社会经济变迁到文化结构再到择业观念的路径，打开社会经济结构与具体观念行动之间的文化“黑箱”，澄清同为在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小城青年为何形成了“留在他乡”和“返回家乡”的就业决策差别。也就是说，本研究试图借用“文化结构”的研究框架，为回答谁是“闯荡的料”提供新的文化社会学解释。具体来说，本研究的重点是通过分析小城青年对工作选择的观念阐述，发掘其中与我国传统文化、单位制文化与市场文化三套话语体系相关联的表达，解读不同个体对共享的话语体系中不同话语元素的选择或排斥，探查小城青年择业决策的内在动力机制及其文化逻辑，从而为青年择业研究带来新的参考。

　　根据研究主题，本研究选择位于西部地区的E市作为小城案例点。一方面，E市被划定为四线城市（新一线），符合小城标准。而且，因其地处西部内陆，区位劣势十分明显，当地仍旧保持着非常明显的熟人社会特征，居民生活消费和娱乐的类型较少。另一方面，E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小城，因资源禀赋具有强劲的经济实力，当地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贡献都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大型能源国有企业极具地方影响力，针对高学历青年的人才引进政策也非常优厚。此外，近十年来，E市基础教育水平极大提高，户籍学生高考本科入学率逐年提升，培育了大量的青年人才。总的来说，E市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富裕小城，E市青年的就业抉择呈现出更明显的矛盾性，也令本研究更加有针对性。

　　本研究以出生成长于E市、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在一线城市求学或生活过且目前有工作的“90后”青年为研究对象。之所以只选择“90后”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正处于青年时期最重要的选择阶段，人生道路往何处去仍无定数，也更容易受到不同话语体系的影响。本研究采取目的性、多点滚雪球的方式寻找受访者，对他们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在个案的选择上，尽可能涉及不同性别、独生子女、学科专业、家庭背景等特征，保证本研究的推论更加具有解释力。基于这些标准，本研究在2022年至2024年进行了三阶段的资料收集工作，选取了40位E市青年为被访者。遵循保密原则，研究者对被访者进行编码：首字母表示工作地点，外省市为W，省内及本地为L；第二个字母表示性别，M为男性，F为女性。

　　凭借大学专业所学寻得一份工作，在专业领域实现自我价值，是许多小城青年的择业诉求。学院教育是实现职业垄断、打造社会封闭的主要结构性机制之一，专业技能成为从事专业工作与非专业工作的区别标准（Saks，2010）。截至2024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专业共有12个学科大类、93个专业类、816种专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4）。但是，各种专业在就业机会上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城市规模越大、行政等级越高、经济越发达，对应的职业多样性程度越高，西部地区城市的职业多样性最低（张传勇、蔡琪梦，2021）。这意味着东部一线城市更有可能为部分小众专业方向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平台和机会，让他们找到专业对口且具有发展前景的工作。

　　“学习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很多人会去做老师，但老师只是讲课，它不能提升专业水准。其实之前我有选择可以去当辅导员，很稳定还有编制。但是我选择了心理咨询中心，它没有编制，但却是专业对口的，我可以通过做实务、去培训来提升自己，在这个行业继续走下去。在我们那种十八线小城市对心理咨询更有偏见，熟人社会大家都抱团取暖，有心理问题找亲戚解决就行了，找你干吗呢？”（WF03）“我觉得（好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是能不断学习。工作时间和回报比例糟糕一点都可以，能够不断学习，有进步空间，建立自己的人脉圈是比较重要的。选中医专业就是想做这一行，但是别说中医，连三甲医院咱们那边都只有一家，我要是回去根本学不到东西。”（WM04）

　　“我是学机械制造专业的，本科毕业之后我回来在JDF（E市高科技重大投资项目引进的首个企业，主营半导体显示、物联网创新传感器制造等业务）的分厂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候就感觉做工艺挺没意思的，不知道谁设计的东西就发给我，我就负责把设计文件变成制造文件，是个中间人，相对还是低端的。后来我也想去做设计，还得再去学习，所以就去读了研。现在我做的是飞机设计，更回不了家了。”（WM15）“我学的是材料工程，以前也想过回来工作可能比较安稳啥的。但是你会发现，我讲了这么一大堆想法，其实回来的话是没办法去实现的。不要说是半导体芯片这个领域，就哪怕说是偏电子类的，或者说这种偏电子材料的其实都不多。据我了解可能JDF对这边还是能提供机会，但也比较少。我要是回去估计就是去煤矿做另外的工作吧。”（WM17）

　　“我开始是尊重父母的意见回家了，在一个事业单位工作，领导很器重我，但我却对未来越来越迷茫。那时候我就喜欢上了做咖啡，休息日我就去学。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可能都没找到的东西，我找到了，就不想再浪费时间了。2020年，我辞掉工作来上海，因为这边的咖啡行业确实是全国最好的，我想学更多东西。现在觉得自己活得很有底气。”（WM05）“读研的时候，我开始觉得翻译这个工作比较偏辅助、偏背后。随着对自己要求越来越高，我更想在某个位置上发挥自己的价值，不局限于重复别人的话。后来我去过大厂工作，也去过大使馆工作，做的工作都没有核心竞争力，挑战也不大。现在这个公司属于金融行业，对我来说挑战很大，相当于重新学起，但我的能力有了质的提升。金融行业在咱们那个内陆三四线城市根本发展不起来，做这一行我就不可能回去了。”（WF11）

　　这类青年也表达了对体制内工作的抵触。我国计划经济的历史和市场化转型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割。在计划经济的单位制社会中，国家通过单位对个体提供全方位庇护，职工从事的是薪资福利遵从行政分配的“铁饭碗”工作，免于失业风险与激烈竞争。这种制度特征既塑造了鼓励事事依附国家、厌恶风险、一味追求稳定的国家依附话语，也形成了依赖行政预算获得回报、厌恶竞争、只求完成任务的行政分配话语。尽管单位制早已成为历史，但体制内（即国有部门）工作仍保留了单位制的部分特征，仍是优厚福利、低失业风险以及更高社会声望的代名词（Lin & Bian，1991）。不过，受访青年根据亲身了解，指出近年来让青年们趋之若鹜的体制内工作实则刻板无聊、缺乏挑战，是经营人际关系大于发挥实际能力的混日子选择。他们不愿将自我依附于国家体制稳定谋生，而是追求在市场契约关系营造的竞争环境中挑战自我、提升价值。

　　小城青年对大城市和家乡小城生活的偏爱与厌恶形成鲜明对比。对此，齐美尔与费孝通的论述点明了熟人乡土社会和都市现代社会的本质区别。齐美尔（1991）分析都市社会时指出，都市中人际关系是依托于分工的松散关系，他们以理性为主导，在自我保护机制下实现了所谓的“自由”，个性得以发展。而小城镇则是以高度黏合、同质且紧密的人际关系维系的，个体总是处于密布交织的强关系中。费孝通（2008）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基于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依靠血缘、亲缘关系紧密联系，人情关系而非律法规则成为处理问题的主要手段。从该角度看，小城青年们对家乡生活的反感，正是来自熟人社会的紧密人情关系特征，亲朋好友之间将密切互动、信息共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没有边界感的熟人社会相处方式让一些小城青年难以适应，所以选择逃离。相反，都市社会以保护个性和自由的松散关系为特征，有距离、有边界的关系为小城青年保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余地。

　　都市社会不仅以人际边界感保护生活方式选择的自由，还通过消费主义为青年们提供了各种生活选项。市场经济为我国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让大城市成为消费主义的沃土。鲍曼（2021）指出，在消费主义时代，“无聊”不允许存在，消费市场和消费文化为人们寻找生活乐趣提供了多种选择，使人们不得不为被兜售的生活方式买单。王宁（2024）发现，随着满足实际需求与彰显意义表达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追求情感和兴趣的消费变得越来越重要。诸如电子游戏、嗜好、旅游、娱乐、文化等消费都属于兴趣消费的范畴，年轻人越来越愿意为兴趣买单。本研究访谈也证明，一些小城青年确实是因为兴趣消费而更喜欢一线城市的生活。以留在上海的受访者为例，他们认为，这座城市为发展兴趣爱好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想学习技能、买最新的产品、看最前卫的展览，在上海都能实现。相较之下，E 市的文娱消费选择少，生活既无聊又匮乏，显然没有吸引力。

　　“其实我觉得要是回家是去B市（E 市相邻的小城）还可以，但回家我就难以理解。生活太匮乏了，要是在矿区，电影院、书店这些都很少。人情关系什么的我在国企也习惯了，但主要是娱乐设施太少了。在上海生活可以发展的东西很多，有什么爱好在这里都可以实现。比如我喜欢画画，休息的时候我就去上素描课，学一些东西。”（WF18）“当初来上海也不是因为说喜欢上海，只是因为在上海的这几年我发现这座城市确实有它的魅力所在。这么讲，国内新开家什么店，第一家店九成就在上海。除了这种消费以外，精神文化生活上，你想看的展览，只要跟艺术沾边的肯定也会在上海，没事做的话就可以去看看。我也不是说多喜欢，但我想干一件事的时候，在上海可以做，其他地方做不了或者机会很小。”（WM16）

　　一方面，当青年人对专业兴趣发展没有明确的目标、缺乏职业规划时，父母的期待和建议便成了他们的指路明灯。大多数E市青年的父母都希望孩子毕业后能回到自己身边相依相伴，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为下一步结婚生子打好基础。这些受访青年几乎都表示，自己在毕业时对想从事的工作没有想法，“听父母的”成为他们头脑里顺其自然的决定。在他们看来，具有相对丰富人生经验、作为重要他人的父母，总归不会给出对自己不利的建议。研究者在补充提问中发现，这类青年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从小都是“听话的孩子”。“听话”意味着亲子关系存在明显的亲代权威特征，父母更主动地介入到“没有主见”的青年子女的人生选择中，促成他们做出符合期待的返乡择业决策。“（毕业）那会儿就业很盲目，而且我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公务员也考、银行也考。当时是听了父母的话，一是我觉得他们有经验，肯定不会害我；二是我从小就是那种没有主意的人，就听父母的话了。我感觉这个跟性格有挺大关系。”（LF28）

　　另一方面，也有受访者认为自己选择返乡是出于对家庭责任的承担，是在权衡自身需求和家庭经济情况后做出的理性选择，不是对父母的无脑服从。访谈资料表明，这类受访青年显然在自己与家庭、大城与小城之间进行了细致的比较。他们反思自己的职业偏好，认为专业相关的工作并非真正的兴趣所在，或者说自己的工作不是非大城市平台不可，家乡也有合适的选择。相比机遇，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和难适应的生活环境更令人困扰。而辛苦供养自己长大读书的父母逐渐老去，未来会更加需要帮助和陪伴。他们既担心“子欲养而亲不待”，也明白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家庭经济状况，不足以让他们和家人在大城市守望相助，父母更不愿离开故土去往大城市开启新生活。所以，回家工作是既不委屈自己，也能更好承担家庭责任的最佳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独生子女在面对家庭责任时更加无从选择，他们强调独生子女责任约束对返乡择业决策的作用。如受访者所言，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自己是父母的责任人，为了能够及时照应，应该多考虑回家乡择业。在本研究的案例中，有独生女已经开始履行照料义务。她原本在一线城市工作，但作为家中支柱的父亲突发重病，而初入职场的她还没有将父母接到大城市的能力，所以为了更好地照顾父亲，只得返回E市工作。她的例子引人深思，虽然对于大多数受访者来说，他们的父母还是身体健康的中年人，但是在职业起步阶段一旦面临突发状况，独生子女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风笑天（2023）的研究指出，“80后”独生子女的父母在 2023年后进入高龄老年阶段，将直面养老困境。本研究的案例则表明，不仅是养老，独生子女家庭的亲子牵绊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青年子女很可能因家庭责任而陷入自主却又“别无选择”的择业困境。

　　“那会儿我是在香港做媒体，跟内地同学比起薪还是挺高的，但是香港的物价也超级高。后来我对这个行业也了解了，就感觉自己没那么大的能力在那里一直待下去。香港人能出国的话，他们也会离开香港，外地人去那里生存压力太大了。工作就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既然没法生存，那就回来走人才引进这个绿色通道。”（LF37）“我之前在北京央企的派遣单位做出纳，虽然属于地产行业比较挣钱，但都是暂时的。我不能单考虑赚钱，而是要有工作，也要有闲。回来的关键原因就是北京房价太高、太卷、太累。没有房子你就没法拥有稍微有质量的生活，工作强度大，对身体有损伤，你的幸福感也会很低。现在政府单位清闲又稳定，不用担心领导不满意就裁掉你，真的是无忧无虑，我很满意。”（LF38）

　　上述案例也反映了当下青年人的一种普遍困境。她们这种看似消极的“躺平”决策，实则源自社会加速变化带来的焦虑和恐慌。在社会日新月异的转型期，人们的日常生活被迫持续加速，生命自主性被削弱，工作中的个体被异化为机器，生活中的个体在消费主义营造的无限欲望中获得虚假快乐（马中红，2021）。因而，“躺平”是青年用以抵御加速社会的主动减速（吕鹤颖，2021），是一种在结构性压力之下的主体性撤退（邓玥馨，2024）。被访者的观念决策调整，正是对市场话语体系的抵抗，她们明确地意识到无止境的竞争、内卷对人的异化和都市社会充斥的消费主义陷阱。当她们发现自我实现在高压之下显得虚妄又渺茫时，便决定不再闯荡，选择回到没有被消费主义侵蚀的熟悉家乡，找一份稳定不内卷的工作，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全面降速。

　　一方面，有的受访青年认为性格是不适合闯荡的主要原因，恋家是印刻在血液里的东西。但分析他们的表述会发现，所谓性格不适只是他们对自己厌恶未知挑战、面对不确定性时退缩的一种合理化。他们表示，自己虽然喜欢大学所在的一线城市，却也明白大城市生存压力大、留不住，只想回到家乡尽早安定下来。在这类青年人的话语中，安定感不可能来自大城市的独自漂泊闯荡，而只能来自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环境，来自不会担心裁员失业的稳定工作。这种对确定性的迷恋，在突发事件到来时变得更加坚定，家乡成为真正的避风港。相较于那些留在大城市的E市青年，这些青年虽未彻底丧失对专业兴趣的追求，但深刻认同自我实现必须在风险可控范围内，要让位于安稳生活这个主要目标。“其实我挺喜欢大学所在的城市，但毕业的时候一点没想过留下，就是习惯性地想回家，也是觉得自己留不下。回来工作了几年，我也想过趁年轻再出去，但这个决定就很难了，已经在体制里，很难下定决心。而且疫情的时候，我又总听人说被裁了什么的，我就觉得在家稳定还是挺好的。”（LF29）

　　另一方面，还有青年将没有信心留在大城市闯荡归因于体验不佳的大学经历。根据访谈资料，两位受访青年在大学阶段并没有确定自己的兴趣方向，也没有找到适应劳动力市场规则的方法，所以直至毕业都非常迷茫。在缺乏足够的自我实现诉求的情况下，大城市生活在他们眼中的危险远大于诱惑，回家上班成为最稳妥的选择。LM36从小就是优等生，但因为高考发挥失常，未能报考自己喜欢的专业。由于对所学专业的不喜欢、不适应，他的大学生活一直浑浑噩噩、不在状态，直到毕业后才下定决心跨专业读研。但这时，他对未来的希望已经简化为“考个好考的研，然后回家上班”。郑雅君（2023）归纳了进入精英大学的小镇做题家的两种模式，其中一种就是“直觉依赖模式”，这类青年沿着旧有的习惯踏实学习，不会针对性地为求职积攒履历中的可用资源，到毕业时只能在迟疑中被动选择一条自己能力够得着的出路。以下两个案例中的青年就是如此，他们进入大学后很快失去了目标，既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也没有找到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在临近毕业时恍然发现自己已然错失了许多为留在大城市做准备的时机。站在择业的分岔路口，他们只能凭借自己最擅长的应试考试能力，回到家乡考公考编。

　　其次，我国当前的文化结构中传统话语、单位制话语以及市场话语三大体系共同在场，构成了E市高学历青年合理化择业决策的意义之源。其一，中国传延千年的传统话语体系经久不衰，印刻在国人遗传密码之中（周怡，2022），与家相伴的安定乡土生活是它的象征。代际伦理话语是传统中国最核心的价值准则，亲权与孝道责任持续作用于人们的观念与行动。熟人社会话语所规范的以人情关系为主的处事方式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今天E市人的日常生活。其二，我国计划经济历史造就的单位制话语体系仍然存在，依靠国家庇护和行政分配的思想深入人心，稳定与低竞争的生活是它的象征。其中，国家依附话语概括了体制内个体依靠国家庇护、极度厌恶风险的特征；而行政分配话语则是体制内个体依靠行政机制获取回报、排斥激烈竞争的写照。其三，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话语体系对个体观念与行动的作用越来越大，自主、不确定的现代都市生活是它的象征。强调个人理想抱负的自我实现话语、主张不断提升能力和优胜劣汰的契约竞争话语，以及提倡人际边界感的趣味生活的都市社会话语，都是市场壮大带来的文化后果。东部一线城市作为市场经济先锋，成为最能彰显市场话语的地方。

　　再次，青年个体会结合自身境况做出相应的择业决策，并选择文化结构中的不同话语来合理化其择业观念。人是身处于由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青年人对某种话语的偏好或排斥反映了他们观念背后的深层次文化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离乡与返乡的本质区分在于话语选择的不同。离乡去往大城市的青年以自我诉求为中心，主要选择市场话语。他们大体分为两类：一类青年拥有专业兴趣领域的理想抱负，为了提升自我价值甘愿接受风险挑战，他们拥抱市场的自我实现话语和契约竞争话语，主要选择大城市的体制外工作；另一类青年被市场话语体系中的都市社会生活话语吸引，追求人际有边界、生活有趣味的都市体验，厌恶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但也偏好单位制的压力小和生活安稳话语，倾向于在大城市中寻到“铁饭碗”。返乡回到小城工作的青年倾向于向外界寻找支持与庇护，更加偏好和选择传统话语与单位制话语。他们也可分为两类：一类青年习惯迎合父母的期待，更多考虑家庭境况，主动承担孝道责任，或是依赖熟人关系网络发展事业，他们更亲和传统代际伦理与熟人社会话语；另一类青年因为糟糕的大城市工作经历或不佳的大学体验，对内卷竞争的职场和高消费的都市生活心生抵触，因此更接纳传统话语和单位制话语，选择回到家乡并主要从事体制内工作。

　　最后，回到本研究的最初问题：谁是“闯荡的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奔向现代化的征途中形成了现代性与教育的双重象征秩序，它们为来自落后小城镇的年轻人构建了一条理想路径，即努力学习—接受高等教育—到现代大都市生活（Willis，2020），离乡闯荡似乎成为高学历小城青年的最佳择业方向。然而，本研究的资料证明，今天中国的高学历小城青年并非都是离乡闯荡者，相较社会经济结构要素下的必然，“闯荡的料”更是一种文化选择的偶然。对于他们来说，在急剧变迁的时代和复杂交织的话语体系中确定人生的意义，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但也更为重要。阎云翔曾指出，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是个体相继从家庭和国家中脱嵌的过程，在国家卸下包办就业的责任后，当代个体主观上成为自我依赖、积极竞争的进取自我（Yan，2010）。按此说法，制度层面个体化的青年理应摆脱传统和单位制话语的影响，成为市场话语的拥趸。但是，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一部分小城青年仍然认同并接受传统和单位制的话语元素，选择将自我与家庭、乡土以及国家重新嵌合，从中寻得择业这个“自主”决策的意义锚点，在不确定的时代找到个体的避风港，不愿离乡闯荡。只有那些接纳市场话语，将个人理想抱负与生活追求置于首要位置，也有能力和条件去自主创造全新人生的小城青年，才能成为“闯荡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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